当前位置:查看新闻资讯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为辛亥革命出资最多的香港三李

为辛亥革命出资最多的香港三李
  

    “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这是兴中会成员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一句话。

    19世纪末,在孙中山先生策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中,有一批居住在香港的岭南爱国富商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他们不仅加盟兴中会及同盟会,而且,慷慨解囊相助,为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巨额经费支持。其中,香港知名富商“三李”(李纪堂、李煜堂、李自重)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出钱、出力,本身就是革命者。“三李”为孙中山先生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爱国之举也一直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

    所谓“香港三李”,分别为辛亥时期的香港革命富商李纪堂、香港银行业和保险业富商李煜堂和他的儿子李自重。由于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志向,才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为民主革命提供支持。

    李纪堂为捐助革命,最后竟发展到穷困潦倒和需要接受别人经济接济的地步。李煜堂则不图名利,只当了六个月的广东财政司长就辞职不干了。李纪堂和李煜堂,依靠雄厚的实力扶持《中国日报》,后者更在关键时刻出资挽救了《中国日报》,对革命舆论给予了有力帮助。李煜堂还支持儿子李自重投身革命,甚至不惜将自己多年经营的老字号药店改成军火库……

  孙中山为感激李煜堂多年的贡献,更曾亲题“博爱”二字答谢。

  李纪堂:资助起义,赞助社会事业

  李纪堂(1873-1943)名柏,号纪堂,东新会七堡冲历村人。香港富商李升之第三子。1895年结识孙中山。次年其父病逝,分得遗产百万。1900年加入兴中会,被委为该会财政主任。自此,常以家资捐助革命活动。1902年与洪全福等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共耗家资50万,家业由此中落。

  兴中会成员冯自由在《革命逸史》“李纪堂事略”一文中,第一句话就赞誉“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而“革命富人”也是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对李纪堂的赞誉之词。

  李纪堂是香港富商李升的第三个儿子。据史料记载,李纪堂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他不像香港其他富商子弟那样不脱纨绔习气。“纪堂独活泼好动,事无巨细,恒喜躬亲执役,不假手他人,尤善行猎,枪法至精”。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郑士良、陈少白三人准备乘船赴日本。李纪堂听到这一消息后,认为孙中山是一位奇人,亲自登上轮船拜访,在交谈中他很仰慕和佩服孙中山先生。不久,他的父亲李升去世后,李纪堂和他的七位兄弟各分到遗产百万。李纪堂为纪念父亲投资建设“李升格致学堂”,但其他兄弟和他的想法则完全不同,他们均不愿出资,此事让“纪堂深以为耻”。

  1900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李纪堂对中国时局非常担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谢缵泰一起谈时事,谢是兴中会成员,与杨衢云关系最为密切。他劝李纪堂加入兴中会,李表示同意,并于3月23日由杨衢云主盟入党。6月,孙中山从日本来到香港,杨衢云和陈少白引荐李纪堂登舟与孙中山见面,当时“总理大悦,立给以二万元,令充驻港会计主任”。初次见面,孙中山求贤若渴,不仅当即接纳了李纪堂,并对李委以重任。之后,李纪堂也未辜负孙中山的希望。7月17日,当孙中山再次乘日轮“左渡丸”泊经香港九龙时,在船上与革命党人会商起义计划,李纪堂向孙中山捐款三万元。他对惠州起义以及香港《中国日报》办报所提供的经费“亦逾巨万”。孙中山在惠州起义失败后之所以能够漫游欧美,而无后顾之忧,正是因为“纪堂之力为多焉”。

  1902年8月,谢缵泰的父亲谢日昌与太平天王洪秀全的从侄洪全福计划在广州发难。谢缵泰把李纪堂介绍给他们二人相识。纪堂自惠州起义失败后仍雄心勃勃。全福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召集洪门兄弟大举。李纪堂不仅对此提议无异议,而且愿意承担军饷全额。但此次大举由于奸人告密而失败。自此捐助后,李纪堂的家业为投放革命已耗费大半。

  李纪堂不仅对革命事业投资甚巨,也热心赞助社会事业。由他经营并取得业绩的事业有三:一是他在九龙新界开辟的数百亩青山农场,他利用农场培育和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由于出品优良甚得人们赞誉。同时,革命党人也曾借用青山农场这块偏僻之地试验暗杀清吏、施放炸弹的方法。有时也会将一些被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藏匿于此。二是他投资“李升格致书院”。书院大约支撑了两年,但却因无人接济和资助而停办,教育界“莫不引为憾事”。三是出资支持“采南歌”剧社。教育家程子仪从改良粤剧和宣传革命出发与陈少白和李纪堂商议,李纪堂助资二万元,由陈少白担任编辑戏剧。他们编排了《黄帝征蚩尤》、《六国朝宗》等剧本,发扬了民族主义,成为开创粤省革命新剧之先声。

  戊申春,李纪堂已经负债累累,因债主多人控告入狱,半年后才出来,由于家境困难,卒致宣告破产。

  1943年10月6日,李纪堂在重庆武汉疗养分院病故。

  李煜堂:资助《中国日报》,曾一夜筹饷八十余万

  李煜堂(1850-1936)名文奎,字煜堂,广东台山县人。十八岁随兄出洋,经过数年积累返回香港,创立金力源、永利源两家药材行。1902年,他联合香港华商出入口货行及药材行“百数十家”。李煜堂还创设康年人寿保险公司“为吾国人自办人寿保险之滥觞”。

  李煜堂是广东著名大商,同时也是一位追随孙中山先生坚定的民主革命者,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广东财政司长。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对他的评价是:“他不但是一个有信用、有魄力能令世人敬佩的老商人,而且是热心公益、乐善不倦的大慈善家。又是富于革命和进取心,四十年间始终不懈的革命同盟会会员”。他在“李煜堂事略”一文中从六个方面总结了李煜堂的一生,评价很高。这六个方面是:“和平谦让、好新进取、爱国不懈、乐善好义、洁己奉公、苦志毅力”。冯自由为什么会对李煜堂有那么详细的了解和赞誉呢?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因为同他有戚串的关系,所以知道得颇为详细。”其实,李煜堂就是冯自由的岳父。

  1900年,李煜堂派子自重去日本留学,自重在日本留学期间广泛结交革命党人,共筹光复大计。1905年,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李自重与妹婿冯自由受孙中山先生委任归国推广党务,先后在香港、广州、澳门等地设立分部。

  《中国日报》曾是兴中会鼓吹革命的阵地,1900年1月孙中山曾命陈少白到香港创刊,其资本概由总理拨付。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安置诸多志士的后事,已无暇兼顾该报。1904年,该报维持日渐困难,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为促成此合作,李纪堂“独斥资五万元”助成合作之事。1906年,文裕堂因经营不佳而破产。《中国日报》面临危机,摇摇欲坠。幸得冯自由的岳父李煜堂出资向文裕堂购回它的版权,于是再度改组,由冯自由出任社长兼总编辑,报社亦由荷里活道迁往上环德辅道301号。此后,陈少白即离开他一手创办,惨淡经营六年的《中国日报》了。

  1910年正月,广州新军反正失败,国报受当地政府严密监视,于是,李煜堂将经营数十年的老店金利源药材行作为交通机关。从辛亥3月29日黄花岗一役到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政府建立,“所有海外党部汇输款项概由该店收解”。其间有同志假该店储藏危险物品,店里的伙计看到后个个都很震骇,但李煜堂却泰然处之。

  辛亥广州光复。11月9日,广东宣布共和独立。在广东光复后成立的军政府中有不少香港知名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例如:李煜堂被任命为财政司长。广东军政府成立时,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军政府派李煜堂到香港听取华人领袖的建议,并寻求金钱援助。港商踊跃垫支,筹得款项约一百万元。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对筹饷活动也有记述:“先生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余万”。2011年2月21日,香港《明报》刊登“港革命家族后人忆述历史:爷爷(李煜堂)为孙中山一夜筹80万白金”。孙中山为感激李煜堂多年的贡献,更曾亲题“博爱”二字答谢。

  1935年,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广东银行因周转不灵而歇业。李煜堂虽设法全力拯救,力图恢复,但却由于他长期以来操劳日久,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于1936年1月1日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笔者曾在香港坟场看到李煜堂墓表写满了红色文字,墓表上面正中镶嵌了李煜堂的遗像,墓表由孙科撰写,用红色颜料,使用这一颜色书写墓表极不寻常,这是对他投身革命,作为一个“红色资本家”的褒奖。孙科在墓表中介绍了李煜堂的事迹,对他参与革命并赞助革命的义举多有赞誉。

  李自重:办学堂注重军事体育训练

  李自重(1883-1971)李煜堂之哲嗣,李芳才的父亲。少年研习国学,十载寒窗。十七岁时,在电力公司研究电学。1900年,遵父命赴扶桑专习军事,其间,他结交了冯自由、刘成禹、马君武、胡毅生等人,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先后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

  1905年,奉孙总理命,李自重和冯自由从日本回国,广泛联络港澳粤三地同志,并任入会主盟事宜。李自重其实为李公煜堂之哲嗣,李芳才的父亲。当时为雪“东亚病夫”之耻,李自重专门在九龙开设了一所光汉学校,教材注重军事训练,同时推进体育运动。他当时的想法是先由学界入手,希望按步施展,然后在工商各界推广。李自重的这一理念一经推广便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皆认为先生此举为自强自存之道”。于是,当时有体育学校和一些组织请李自重授课,他总是有求必应。正当办学前途一片光明时,清廷害怕生事,加之粤督也有微言,港府为了顾及邦交阻止了继续办学。学校停办后,李自重不愿意虚度时光,1908年,他返回广州后进公医学校花了四年时间学习医术。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同志蒙难者七十二人”。李自重参加了黄花岗一役伤员的救治工作。

  民国成立后,李自重在负责的军需工作方面贡献很大,但大约在半年后就引退了。之后,他弃政为商,任香港广东银行司库,接着还调充副司理,筹谋规划,精通经济学。1929年,香港华商总会奉港府命,召集金融专家改革币制事宜时,李自重不仅在邀请之列,而且到会多所献议。后来,他辞退了广东银行职务,继承父亲开创的事业,专任上海联保水火险有限公司总司理。“一·二八”日军肆虐淞沪时,李自重在香港闻讯后奔走呼号,为难民请命,集款施赈,更函电各埠华侨,请其踊跃捐输,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