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为基础，造成了利益上的不均衡分配，从而使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着各种不平等的制度。它表面上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实际上却导致人们为争夺利益而斗争不止。
　　“义”：把不平等的“礼”以 “公理”的形式固化下来，它君临天下，甚至能够主宰人的生与死。“义”，披着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华美外衣，却如洪水猛兽般畅行无阻，“吃人不吐骨头”。它如同一把刀，不停地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切割着，直到伤痕累累，血流遍地。
　　“仁”的核心价值，几乎无人能够做到。因为根本无法做到，每个人都成了不“仁”者。人在极端美化的道德体系面前，如同晒着一具干尸——任何人都经受不起它的高温蒸发，最后的结果必然如同一具干尸。这就是中国人生存于人世间的“原罪”。因为无法成为真正的“仁人”，人们只能装出“仁”的模样，任凭虚假的一切畅通无阻。真正可怕的是，人人都对畅通无阻的虚假熟视无睹，整个社会都被包容在虚拟化的道德体系之下。
 　　“仁”，如同巨大的帷幔，一只只看不见的手，将虚假、丑恶、肮脏的一切遮掩其中。
　　“仁”，就是这样的一块遮羞布，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挥动着，被迫挥动着。来自人世间的每一只手所挥动的一块块完全相同的布组成了这海一般广大无边的巨大帷幔。 
　　仁”是完美与神圣的化身。在孔子学说中，“仁”的标准实在过高，一般的人根本做不到。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只能跳过90公分，但“仁”的标准却规定了人必须跳过150公分，大多数人对于“仁”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仁”有限而又无限。从有限的方面说，“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从无限的方面说，做到“仁”需要人们无止境地做下去，做一万件“仁”事，只要做了一件不“仁”的事，人也许就不“仁”了。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子路问怎样做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完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见到财利想到义的要求，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还不忘平日的诺言，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位完美的人。”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孔子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鼓励自己和学生们无论在学问和道德上，都应该是坚持不懈，自觉自愿。
　　从孔子对于弟子从事于学问的态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学问的标准究竟有多高？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孔子说：“听我说话而能毫不懈怠的，只有颜回一个人吧！”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论语.先进》）。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很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原来，孔子真正的好学生非死则无！
　　完美与神圣是人类的梦想。“仁”作为完美与神圣的化身同样存在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只不过其他民族都以准宗教的形式诠释着“仁”的价值。

　　基督教中的“上帝”，意为全知、全能、全智、全视、全权、全爱、全造的永远至高并永生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有。“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宇宙的统管者、真理的启示者、选民的拯救者和罪恶的审判者。佛教中的“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简单地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安拉（真主）”是伊斯兰教所信仰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主宰的名称。真主是最高的实在，唯一的真宰，最高的养育者、盟誓和契约的监督者、万物的创造主，他自有自在，无始无终，永恒，无形无相，至仁至慈，赏善罚恶，本然自立，无所不能，超绝时空而又无所不在，绝对彻底独一，无偶，全知全能，同时又威严无比，善恶必报，清算神速。早期经文以至仁主最常用。尊崇真主独一无偶，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绝对顺服真主的意志，是伊斯兰教的基本要求。这种朴实的一神信仰，正是伊斯兰教主要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就已经丧失了其应有的地位，“德”成了天人关系的第三极，而孔子又将“德”具体化为抽象而又具体的“仁”。“仁”具有宗教色彩，但绝不能等同于“佛”、“上帝”、“真主”。“仁”就是人化了的“佛”、“上帝”、“真主”。正因为“上帝”的缺位与失位，“上帝”的地位从而由虚拟化的“人”——“仁”所取代。
　　但“仁”毕竟不是“上帝”，无法对人进行实际意义的约束，没有如伊斯兰教“真主”般绝对化的意志，没有具体化的宗教戒律，“仁”与其他民族准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佛”、“真主”的地位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宗教的主要功能主要是为了禁欲与节欲，调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方式等。孔子也讲克已复礼，但他维护的是等级占有制，而等级制度下的约束，自上而下的约束是可行的，但自下而上的约束却无法行得通。
　　正是因为一切都以不平等的制度为基础，宗教意义上统一全民的戒律是不可能形成的。没有戒律，没有约束的节欲几乎等于空谈。
“仁”没有“戒律”作为保障，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又谈何容易？
　　按照“仁”的标准去做，并非一时一事之功。连孔子也不得不说，那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的事情。“仁”的标准过高，根本不可能做到，做到了“仁”，人便成了一具“僵尸”。

　　“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孔子说：“刚强、坚毅、朴实、不随便说话的人接近于仁。”
　　孔子自己以为古之仁者有微子、箕子、比干：“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又说“桓公九会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东周只说了个管仲，算起来寥若晨星，可谓稀少，让人望而却步。现实中的人们，嘴边常挂仁义，可与孔子学说中的仁比起来，只能是假仁假义了。
　　由于“仁”的标准过高，加之没有强制力要求人们必须做到，人们实际上都不可能按照“仁”的目标去做。但“仁”毕竟是人们道德领域的终极目标，人们只能变相去做，于是乎嘴上一套背里一套，自我欺骗，不讲诚信的“伪仁”便大行其道了。
　　这样，“仁”就成了人人爱用的面具，面具上精致地写满了真、善、美，而面具的背后却分明写着假、恶、丑的一切。
　　至真、至善、至美的“仁”走向了它对立面，由“仁”而走向了“不仁”——这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二律背反。
　　中国人为何爱撒谎？因为中国人不得不撒谎。
　　中国人为何爱面子？因为中国人不得不爱面子。
……
　　中国人不讲诚信的文化根源究竟是什么？
　　普通人对于“仁”望而却步，所谓的“仁君”、“仁政”也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总是以他们的私利为中心，指向人民的屠刀是一刻也不会放下的。他们偶尔打了一下盹，中国就有可能创造一个“盛世”。
　　“仁”实际上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连孔子自己也做不到，《论语》中记录了孔子有一些不愿意去说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说那些问题呢？
　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圣人”，“君子”也是虚构的“产物”，“仁”完全是痴人说梦。即使是孔子，离“圣人”的目标也很远，孔子的形象在《论语》中其实已昭然若揭。
　　这样，道德教化空洞化，道德体系虚拟化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由真而假，由善而恶，由美而丑——伪真、伪善、伪美大行其道，反而混淆甚至模糊了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界限，严重透支了完美与神圣的价值。当社会由治趋乱时，中国式道德体系就会陷入全面崩溃。
　　“仁”毕竟是中国人精神上的至高目标，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会因为自己的“不仁”而隐痛时起。（作者：雨飘茉莉）
　　　　　　　　　　　　　　　　　　　　　　　　　　　　　　　　　　　　　　　　　　　　　来源：广东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