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更迭，社会巨变，这些都未曾阻止人们寻找家族源头的努力，血缘、地域总能拉近你我的关系。在被人口迁徙大潮席卷的今天，每个人都有成为游子的可能。年关临近，在外的游子又在计划着回归故地，祭拜祖上，体味家庭温情。在外闯荡的辛酸和疲惫，在那一刻得到消解。家，是归宿。每一部家谱，都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重修家谱，成为人们寻找精神归宿的一种方式。
   高秉文用3年时间编写了一本关于章丘西关高姓的家谱
   西关高家是曾与旧军孟家齐名的章丘大家族，今天的泉城路上依然留存着昔日高家当铺的遗迹。这些年来，不断地有居于全国各地的高家人回到章丘市绣惠镇西关村，打听祖辈的故事。于是，大半辈子留在老家的高秉文决定续上断掉的高家家谱。
坎坷历史
　　66岁的高秉文听过无数关于西关高家的传说，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它的荣华，也没有经历过它的变故。只在老辈人的故事和留存的古迹中，拼凑这个曾经与旧军孟家齐名的章丘大家族。
　　在幼时高秉文的印象中，西关村里的人家几乎都姓高，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房屋为古建筑样貌。对一个在温饱中挣扎的孩子来说，这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有“地主”的帽子被扣在头上时，才知道家族的历史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姓高，挺穷。”这是高秉文的幼时家庭记忆。父亲出去打工挣饭吃，人家一听是西关姓高的，立刻拒用，“是地主啊，不能用”。”
　　1966年，17岁的高秉文在章丘一中读书。他的老师去宁埠办事，经过绣惠镇西关村，看到村前大街上写着大字，“打倒地主分子高秉文”。在那个家庭出身至关重要的年代，老师回到学校问高秉文到底是怎么回事，高秉文急了，“老师，我才这么小，能是地主么？”回头高秉文立刻书写一份“郑重声明”：即日起，高秉文更名为高前锋。直到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去做民办老师，建档案必须使用原名，才又改了回来。
　　高秉文介绍，西关高家确实盛极一时。历史上的西关村东面是护城河，北面、南面、西面各有一段规格仅次于章丘城的圩子墙，相比较于同时期其他颇具规模村庄的圩子墙是填土而建，西关村的却是石砌而成。“这在山东少有，说明西关高家的实力。”高秉文说。据其介绍，当时章丘每一新任县长，都要去高家拜访。
　　高秉文说，西关高家发家伊始，主要靠纺线、织布、染布、卖布。后来，高家的姑娘高继蕙嫁到了孟家，并带去了纺织染色的技术，孟家瑞蚨祥的生意发展至各地，为避嫌，高家转行经营钱庄、当铺，遍及四面八方，如今泉城路上依然留有高家当铺的遗迹。
　　历史上的高家曾有五大堂号：怀古堂、承继堂、述业堂、自修堂、宝禄堂。每个堂号代表着高姓家族之下的各个支脉，并在后来的发展中，各谋营生，譬如怀古堂便是以耕种为重，高秉文便属于这一堂号。
　　据高秉文的了解，大家族的鼎盛是在清末，没落则始于民国。西关村里渐渐迁入了外姓，村外的圩子墙在风吹雨打中成了断壁残垣，高家的一些后人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搬出村子，散落各地。高秉文说，那些空出来的高家老宅子，一度成为刚刚进驻于此的机关单位临时办公地。其中一家单位在打扫卫生时，还清理出金子。这无疑为高家曾经的财富传说又添神秘。直到有一天，承载着家族历史的家谱，被当作“封建四旧”付之一炬。高家人意识到，曾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家族历史，成为一顶“地主”的帽子，为个人的生存带来波折甚至灾难。
挖掘家族故事
　　高秉文家门前就是西关大街，一直是村里的热闹所在。在高秉文的印象中，这条街宽不过3米，每天都有早市，卖东西的摊位从东头摆到西头。如今，西关大街已经拓宽，平整的柏油马路上车来车往。
　　时代变了。
　　大概是2008年，西关村里来了位寻根的老人，他要找找“爷爷的足迹”。之前，也有来打听祖辈的人，高秉文经常在其中牵线搭桥，权当做善事。高秉文在村委会工作的弟弟高秉华，便领他找到了高秉文，希望能帮忙打听。高秉文一问，得知对方跟自己都是高家第23世，一对各自父亲的名字，还都属于同一个堂号。高秉文又问，你小名是什么？老人答：福弟。“我是小弟。”高秉文激动起来。
　　高秉文说，对上小名的那一刻，他感觉“特别亲，特别亲”。从那开始，他决定续修家谱，而不仅仅是做善事。
　　高秉文知道，高家尚存一部原始的老家谱，由章丘市双山街道办事处一位高姓老人保存。高秉文拜托他的一位本家学生找到老人，结果那位高老先生却否认有老家谱。高秉文想，老人是不是想要钱。
　　“后来证明，我的观点是错的。”这句话，高秉文说了两遍，他误会了老人。老人并不图钱，而是怕再来一场运动，让这仅存的祖宗历史也荡然无存。后来，老人用毛笔誊抄了一份送给高秉文。
　　这份得之不易的家谱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起始，记录了高家第一世至第十世的脉络发展，以“自十一世各支自续去”结束。后来，在村里留存的高家祠堂的石碑上，高秉文又发现了其他世代的记录。
　　更多的时候，高秉文千方百计地搜寻那些高家后人的联系方式，然后在电话机上摁下一串又一串的号码。电话接通后，他先问对方的名字，再问是高家多少世，再问其父亲、祖父甚至更高处的名字。大部分人配合高秉文的续家谱的工作，也有人说他是“吃饱了撑的”，净做些“没啥意思”的事。
　　高秉文曾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寄信人说，他的母亲是高家后人，他小时候还曾到过西关村，希望能知道更多关于母亲的家族承传，他还从一本影集里发现一张母亲幼年的合影照片，希望能找到母亲旁边的那位陌生男子。
　　高秉文打听了十几家，得知来信人的母亲就是家族里那位“风风火火五姑娘”，济南解放初期，她只身外出读书，是学生里的积极分子，后改名董洁，远嫁他乡。那位陌生男子则是家族人口里的“小十子”，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当烈士证送到家里的时候，他的母亲坚决不收，“俺儿没死”。
　　每个写在家谱上的名字，都有一段埋藏在历史里的故事，牵连着时代的细节。高秉文在续修家谱的过程中，也知晓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族故事。
　　2014年10月，高秉文整理的家谱定稿。
　　杨宗佑退休后，将关注点放在了家谱和家谱文化的研究上。这些年来，他整理了部分本家的《中华杨姓谱乘探源》，编纂了工具书 《中 华 家 谱学》。目前，这位70岁的老人正在编写《中华民族历史大系表》，不仅仅是整理一家一 姓 的 家 族 脉络，而是试图追溯整个华夏民族的历史源头。
　　2000年前后，杨宗佑到位于黄河北的老家祭拜父母。他从老家人那里接过一份家谱，发现不少错误，而且记录其中的多是近现代的一些家族人名。杨宗佑决定重修家谱，即后来的《中华杨姓谱乘探源》。
　　在编写《中华杨姓谱乘探源》时，杨宗佑还不是很懂跟家谱有关的理论，他想找一本相关的工具书，去图书馆和书店打听，寻而不得。2006年，《中华杨姓谱乘探源》费尽周折编写而成，杨宗佑也“萌生了编辑一本家谱理论及应用方面书籍的念头”，希望能为当代或者后代的修谱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通过搜集积累的家谱资料，在谱牒学、历史学专家以及在家谱研究已经小有成绩的族人的帮助下，杨宗佑主编的《中华家谱学》2009年7月出版。在这本书中，杨宗佑从家谱的涵义谈起，以与家谱有关的历史知识如祭祀、葬仪、天赋等知识收尾。族规、家训、堂号、字辈……这些在家谱中常见的名词，都能从其中找到相关的讲解。
　　这本家谱工具书的出版，是杨宗佑家谱事业的又一个逗号，他还在做其他与之有关的事情，譬如成立山东中华家谱学学会。杨宗佑说，据其所知，现在收藏中国家谱数量最多的是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杨宗佑觉得，身为中国人应该觉得惭愧，应该建立自己的家谱收藏组织。
　　成立不过几年，山东中华家谱学学会已获捐家谱上千册，200多种。学会为那些捐赠者颁发证书，希望500年后他们的后人拿着证书还可以来查到祖辈的信息。学会计划着，等到他们的谱藏上了规模，就搞数字化、微缩胶卷化，以与时俱进的方式保存那些珍贵的家族信息。
　　山东中华家谱学学会首届会员大会于2011年4月举行，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标志着我省家谱研究交流有了一个新平台”。杨宗佑他们自发捐款，用来出版《中华家谱学学刊》，但是因为经费实在有限，这本学刊每年只出一期，每期印刷百八十本，成员们有人要就送给他们。
　　翻阅仅有的3期学刊，其中，第一期学刊梳理了数位重要人物关于家谱的言语，从孙中山至胡锦涛皆有。在杨宗佑看来，研究家谱背后的民族文化，是一项大事业，要多大有多大。
从一家一姓到千家万姓
　　杨宗佑是山东中华家谱学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在他看来，家谱的背后是家文化。有一次，他到所在的居委会里做演讲，主题是关于爱国和圆梦。他说，回答爱国的问题，首先要从人生和爱家讲起。杨宗佑介绍，人生有三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答案各尽不同。“但若给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统一的标准答案，则非家和家谱莫属。”杨宗佑说。
　　依照杨宗佑的理解，人人可在血缘牵连的伦理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家谱中发现自己在家族的位置，“我是父之子、子之父、祖之孙、孙之祖、兄之弟、弟之兄、妻之夫、夫之妻……”在杨宗佑看来，人生的源头是从父母所组成的家中来，人生的归宿也并非到墓地中去，而是将生命史终结于家谱，刻印上姓名、生卒之外，还有一生的事迹和承传。
　　杨宗佑在解释家是什么的问题时，则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2010年秋天，杨宗佑把三岁半的孙女从幼儿园中接回来，让她在院里的小花园玩，结果小孙女哭闹着要回家。杨宗佑不理解：“这不是回家了吗？”小孙女大声说：“不，妈妈才是家！”
　　杨宗佑说，在编写《中华家谱学》这本书时，虽然整理了家谱、家谱学的概念定义，但并没有真正解释家的内涵。小孙女对家的质朴理解，让杨宗佑茅塞顿开，“家是由配偶及直系血亲所构成，具有抚养和赡养义务的人的群体。”
　　每个家族最初都是由这样的小家四散开来，延续下去，国家同样如此。在那次演讲中，杨宗佑在提到家与国的关系时，引用了孙中山和孟子的两段话。前者说：“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其始均无所谓氏族者。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姓氏生，而家族之重见，由是家族以起。然此家族亦甚好，合无数支架，而即成为国家。”后者则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随着后来历史学科的发展，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国家体系的研究都有了更深远的成果，这两句话的一些细节或许已不经推敲，但逻辑大致如此，中国人传统的家国观念无外乎小家和大国的依存共生。国史有系统的编纂体系，家史却写在每个家族的家谱、族谱上。
　　杨宗佑在《中华家谱学》中提到，“家谱、族谱，是一个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和迁徙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内容。”依照他的理解，千家万姓横向关联便是社会，纵向相接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史。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断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继续承载着家族历史的家谱，尤其是一些老人，寻根的愿望尤其强烈。在当下家庭单位小型化、人口迁徙大潮喷涌不绝等社会背景下，重新整理家谱并非易事。
　　杨宗佑说，他小时候见过自己的家谱，因为识字，当时他还被派去统计谁家生了孩子，然后记上他们的名字。五六十年后，他重新整理了家谱，并跳出本家的范围，编写《中华民族历史大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