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伯都讷扶余县磋草沟人，前沈阳镶黄旗蒙古佐领和满洲八旗，前盛京辽阳安土城巴岱牛录人”—这是一份锡伯族人从沈阳带过来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瓜尔佳氏”家谱。家谱的最上方写着雅葛拉布、巴葛拉朱的名字，显然是这一姓氏的祖宗了；从家谱的记载上看，那彦泰是瓜尔佳氏的第六代，也是锡伯族从沈阳西迁到伊犁的瓜尔佳氏的第一代。
　　这份家谱原本是用满文和锡伯文书写在布绫上的，详细记载了西迁到伊犁的锡伯族瓜尔佳氏家族的起源及人口出生情况。从锡伯族西迁到伊犁的1765年算起，瓜尔佳氏差不多在伊犁繁衍生息了11代。
满文家谱在民间
　　1月1日，记者随自治区原民委副主任贺忠德、自治区民委古籍办专家及新疆嘎善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文小龙一行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在县文联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关文明老人。关文明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嗓音洪亮，除了头发稀疏之外，根本看不出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关文明家里，记者看到了这份弥足珍贵的家谱。虽然不是原件，但老人完全按照家谱的原有格式抄写下来，并全部用汉文标注，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一个漆色都已发暗、掉色的柜子里。
　　关文明家住察布查尔县孙扎齐牛录乡孙扎齐村，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锡伯文是自学的，汉语只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学习了近一年。作为一个锡伯族农民，他对维持生计的种耕养殖技术不太感兴趣，却对满文和锡伯文家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小龙拍照存档
文小龙拍照存档
　　可惜的是，关文明年轻时收集到的好多家谱在“文革”期间被付之一炬。这样的结局对关文明而言是最大的打击，在此后的几年，痛心的他再不想提家谱二字。他说，如果不是“文革”，他收集到的家谱要比现在多得多。现在收集到的近70册家谱是他从上世纪80年代后，费尽周折从察布查尔县、伊宁市、霍城县和巩留县等地的一些锡伯族人家中收集到的。虽然都不是原件，但他视若珍宝，精心呵护。每次打开看完，他要小心翼翼地叠好，装进专用的柜子，一点都不马虎。
　　由于很多锡伯族人不愿意把家谱拿出来示人，关文明费了不少心血。有时，他为了看到某一姓氏的家谱，常常要等上好几年，而这几年的时间，也是他不停“公关”的几年。他说，好多人家会找出各种理由不让外人看家谱，他就磨，一次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去三次，为了看一个家谱跑几十趟是常有的事。他也会想办法跟人家套近乎，甚至有时候还要随身带点小礼物，需要时就拿出来当“敲门砖”。有一次，他为了看一本家谱，“公关”了几年都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在情急之下，他硬是给人跪下了。“看到了家谱，知道了一个姓氏的来龙去脉，受点委屈算不上什么。”关文明说。
　　关文明并不富裕。虽说他收集家谱基本靠的是磨嘴皮子，但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来回往返的车票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没有钱坐车，他就骑自行车去。他家在孙扎齐牛录乡，有时去爱新舍里镇或寨牛录，来回要骑行约50—60公里，他都是当天去当天回来，刮风下雨从不耽误。因为收集家谱的30多年间常年骑自行车来回奔波的缘故，关文明已是79岁的高龄，仍然身板硬朗，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让更多的家谱与现代文化合拍
　　从目前在察布查尔县普查到的情况来看，家谱的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谱书，即编印装订成册的谱书；二是单谱，即在一块绫子或粗布或宣纸上抄写的世系表。
　　家谱的内容记载得很详细，每个大的家族也都有自己的家族族规。谱书一般都有封面，谱内有不同写法与不同内容的谱序，最后有修立谱书的年代与修谱人的名字等。单谱的内容则较为简单，但是一目了然，有的在右上方记有简短的谱序，除谱序外就是宗支排列，最后有修谱的年代等。
　　据介绍，锡伯族的家谱多以宗氏传谱为主，一般每30年修立一次。从目前已经发现的锡伯族家谱的记录上看，锡伯族起名都不带姓氏，只有解放以后的男孩才带姓氏，这种习惯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在满清康乾盛世时期，锡伯族的家谱一般都用满文书写，但是至今保留下来的很少。在之后的岁月里，锡伯族家谱多是根据旧谱重新续写而成。而文字大多用汉文、锡伯文，其中也有锡伯文、汉文合璧之作。
　　如果不能及时把散落在民间的家谱进行收集、整理，很多家谱就有可能自生自灭。家谱是一个家族承先启后的历史记载，有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等社会功能，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果任其消失，殊为可惜。而这些，也正是关文明收集、整理家谱的原始动力。
家谱见证
　　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
　　在察布查尔县爱新舍里镇乌珠牛录村村民巴图尔拜家，记者见到了乌珠牛录佟佳氏的家谱。这个家谱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编写方式，长约1.2米，宽约40厘米。老人还记得，他小的时候，每到春节过年时，同一姓氏的族人就会聚在一起祭拜家谱，随后由德高望重的老人领着到同宗同祖的亲戚家拜年认亲。
贺忠德左与关文明右在交流
关文明与贺忠德等翻阅整理的家谱
　　巴图尔拜老人今年已经70岁，据他介绍，爷爷曾经对他说过，这个家谱是族人专程派人到当时伊犁将军府的所在地惠远请人编写修订的，据大概测算，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由于这个家谱没能续编，家谱上记载的一些名字对他们也很陌生。
　　与关文明收集的多数家谱不一样的是，这个家谱上有很清晰的“忠孝坊”三个汉字。在这三个字的背后，还书写着“福万崇禧”四个汉字。在家谱上的屏风图案上，也有隐约可见的汉字对联。不大的一张家谱上，有满文和汉文，足见当时伊犁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和交融已较为普遍，即使是在相对隐秘的家谱上，历史的印记也是如此清晰和生动。
　　关文明说，把锡伯文家谱翻译成汉文，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家谱，并通过家谱追根溯源，知道自己从哪来，不会忘记了根本。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看到了家谱，也就找到了与自己一脉相承的同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大部分家族的家谱上都记载着各个家族的家规，这些家训族规是对后辈言行的规范和约束，例如，对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都有具体的要求，有很多东西在学校和书本里是学不到的，是对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这些家谱中的家规能很好地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家多作贡献，为族人争光，对后辈的成长也有积极意义”，关文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