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疫苗事件的曝光，媒体报道的广泛传播，反而让公众对疫苗接种产生了恐慌。同样，在欧美也曾因为疫苗“丑闻”产生过疫苗恐慌。已有的事实证明，疫苗相关事件所导致的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不信任，其危害程度远大于事件本身。
欧美国家也曾因疫苗“丑闻”产生过疫苗恐慌，后果严重
1998年，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了Wakefield博士的论文，该论文显示，接种麻风腮三联(Measles Mumps Rubella, MMR) 疫苗可能与儿童自闭症相关。这一论文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电视和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加剧了公众对MMR疫苗的抵制。在英国，MMR 疫苗接种率从1995~1996年的 92%下降到2003~2004年的80%，自1999年起, 英国不断出现麻疹爆发。
同时，科学界不少人士质疑该论文的合理性，并开始研究求证MMR疫苗与自闭症的关系。 2003年充足的科学数据表明, 接种MMR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之后，英国的MMR疫苗接种率逐渐上升，到2010年升至90%。2010年，《柳叶刀》杂志作出撤回该论文的决定。
同样，美国也深受其害。反疫苗人士坚信Wakefield博士的理论，并且多年以来，将疫苗导致孤独症归咎于一种含汞的疫苗防腐剂硫汞撒（thimerosal）。由于公众对防腐剂的关注，2001年疫苗制造商已经在儿童日常使用的大部分疫苗中停用了硫汞撒。但这并不能消除美国公众对MMR疫苗的偏见。原本在2000年，美国的麻疹病例就已绝迹，但2001开始，麻疹又卷土重来，2014年在27个州一共发现644例麻疹病例，数量达到20年之最。
欧美反疫苗运动与国内的疫苗恐慌有很大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了——“欧美的反疫苗运动，跟国内对疫苗的恐慌能是一回事吗？”的确，正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副教授唐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中国家长担心的是疫苗本身的质量、监管和安全性，西方的家长担心的是接种疫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显然，这两种担心是截然不同的。
不过，也可以找到这两种担心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对于疫苗缺乏信任。一些美国人对疫苗的不信任，一部分原因来自对大政府的不信任，认为政府不该管太多，政府大力提倡疫苗，他们往往就反对疫苗；一部分原因是对科学不信任，这也与宗教传统有关，不愿意在身体注射疫苗这种物质；还有一个原因是公众对生产疫苗的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极不信任，因为美国很多药品价格昂贵，制药公司被认为有逐利动机。此外，互联网的存在使类似疫苗接种与自闭症有关的不可靠信息广为传播，加上一些名人领导的反疫苗宣传活动的开展，所有因素一起促成了美国如今广泛盛行的反疫苗接种运动。
国人对疫苗缺乏信任，其实也都能找到跟美国人对应的点：历次疫苗事件，以及多年来频发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如三鹿奶粉事件，让人们对政府监管疫苗的可靠性有强烈怀疑；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心，也往往来自于打心底就有的一种恐惧，这与对转基因、 献血的恐惧是类似的，因为非专业人士很难彻底理解疫苗这种事物；对国内疫苗厂家、销售者，更是无法给予信任，国人的一个普遍信念是，只要有逐利空间，就有黑心商人——谁知道还有多少个庞某没有被抓？
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天然存在偏差，但这一点很难予以纠正
一个让美国“明白人”很无奈的事实是，本来美国2000年已经宣布根除麻疹了，整个拉美地区直到2011年才宣布消灭麻疹。而如今，由于反疫苗运动的原因，整个西半球只有美国还存在麻疹疫情。
是的，一旦在公众之中出现这种反疫苗运动，要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认知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获得性启发”，即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注意得到的新闻事件发生的概率比注意不到的事件发生概率大。媒体会报道疫苗接种造成损害的个案，而公众也总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案例上，放大疫苗的风险，而忽视真实的风险。
不妨跟吸烟的情况进行对比。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我国有3亿多烟民，其中每年烟草导致约100万人死亡，概率为0.3%，1000个人里每年就有3人因吸烟死亡。这比疫苗风险要大多了——从2013年的官方数据测算，全年监测到的疑似异常反应占接种疫苗总数的比例约为0.03%，而其中严重疑似异常反应导致后遗症或死亡的，加起来为238例，占总数的比例为0.00004%，1000万接种人次里只有4例。
但吸烟致死个案不会有媒体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而一旦疫苗出现什么问题，所有人的目光都扑过来了。这导致公众往往想寻求不切实际的“零风险”，而事实上，注射疫苗极低的风险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世卫组织在澄清对疫苗误解的时候反复指出，疫苗不但几乎不会导致任何严重伤害或死亡，它所带来的益处也远远大于其风险。就算是此次遭声讨的问题疫苗，世卫组织也明确指出，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的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因此在本事件中，疫苗安全风险非常低。
“信息迷雾”加剧疫苗信任危机，但解决问题必须尊重民众知情权
此次疫苗事件经曝光后持续发酵，人人都在追问，疫苗到底怎么了？这既是好事，督促官方及时调查跟进；也是坏事，很多不正确的解读加剧了公众的恐慌。比如，两年前的一篇名为《疫苗之殇》的报道重新被人翻起来，报道以图文形式，罗列了几个因接种疫苗而导致儿童致残、致死的事件，这让不少人禁不住与此次疫苗事件联系，甚至有人情绪化传播“疫苗有问题，不要给孩子接种疫苗”的言论。
不正确解读的传播，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感。因为公开信息在公众那里是矛盾的、冲突的、多维度的，导致了“信息迷雾”，以至于难以让公众快速了解疫苗的真实风险。当“迷雾”越重，公众就从要求更多的信息转变为行动上的抵抗。
绝对不能说，公众因对疫苗产生怀疑而采取不信任乃至对抗性的态度，就有什么不对。美国目前的麻疹发生率固然比拉美国家要高，但一旦出现什么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充满怀疑精神的美国人，恐怕会比万事政府说了算的地方要发现得更早，应对得更好。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于，在公众对科学风险认识不清晰的情况下，利用规则，充分避免人祸扩大风险。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疫苗存储规范的要求中提醒，储存不当的后果会消减公众对疫苗的信任。
强制性的公共政策，要想保持长期效果，就要明白长痛不如短痛，即便向大众更明确地披露疫苗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风险可能会提升一些恐慌，但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也是必要的。虽然疫苗接种风险小，储存不当的疫苗直接风险也很小，近效疫苗（有效期将至的疫苗）也是安全的，但公众有权了解到底哪些是失效疫苗，哪些是近效疫苗，并且有权拒绝接种这些失效疫苗和近效疫苗，而非被“蒙在鼓里”，一切都是接种点说了算。何况，疫苗的生产流通的各环确实存在逐利冲动，的确会增加疫苗的风险。正视这些问题，才能让公众对疫苗有更多的信心。
结语：“疫苗恐慌”可能会带来接种率的下降，危害甚大。但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和恐慌，有多方面的原因，很难完全纠正。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为信息太多会给公众造成混乱，而损害公众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