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统居士
翻阅《水西侯氏族谱》中的《侯肇勋传》，一位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中坚守本心、多元绽放的乡贤形象跃然纸上张氏族谱 。侯肇勋，这位“大夫第”走出的侯氏子弟，从贵阳“八大公子”的文才出众，到两区区长的勤政为民；从拒绝高官厚禄的淡泊风骨，到悬壶济世的仁心仁术；从接济红军侦察员的善举，到助力兴学的远见卓识，其五十三载的人生虽不算长，却在黔西白泥田的土地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以“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践行使命，以“穷则独善其身”的风骨坚守底线，用一生诠释了“耕读传家、仁厚立身”的侯氏家风，读来令人敬佩，更引人深思。
一、从政从教：“八大公子”的担当与作为
侯肇勋的人生起点，便浸润着侯氏家族“崇文重教”的深厚底蕴张氏族谱 。少年时就读于侯氏传承八代、两百余年的“上谷堂私塾”，在同族秀才的教导下打下坚实学识基础；近壮年时与九叔侯廷佩、堂弟侯肇文同入贵阳南明中学，凭借“学习刻苦，文才出众”，与黔西姜明祝、兴义刘敦吾等八人并称为贵阳“八大公子”——这一称号不仅是对其文学才华的认可，更彰显了他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力。南明中学毕业后，他未贪恋都市繁华，毅然返乡任教于城关等地，将所学知识播撒在家乡的土壤中，践行了“教育报国”的初心。
民国二十年代中期，侯肇勋出任二区（沙窝）、一区（城关）区长，从“教书先生”转变为“地方父母官”，身份的转变并未改变他“为民服务”的底张氏族谱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沙窝灾荒，他“非常忧虑”，既无官僚的冷漠推诿，也无乡绅的吝啬自私，而是率先垂范“捐粮二十石（5000斤）”，并积极向家族及乡中富户劝捐，最终募得粮食六百余石，以“每人发粮一升”的标准及时放赈，解数万灾民于倒悬。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既源于侯氏家族“保境安民”的传统基因——祖父侯敦本、曾祖父侯光宗均以治乡护民闻名，也彰显了他作为地方官员的责任意识。灾民的感激与民众的赞扬，正是对他“勤政为民”最朴素的肯定。
从“教书育人”到“治理一方”，侯肇勋始终以“实干”为底张氏族谱 。任教时，他将知识传递给乡村子弟，为地方培养人才；任区长时，他以民生为重，在灾荒中扛起责任，展现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情怀。这种“在其位、谋其政”的担当，在清末民初官场腐败的大背景下更显难能可贵，也为他后来“不愿同流合污”的辞官之举埋下伏笔。
二、辞官行医：“淡泊名利”的风骨与坚守
侯肇勋人生的重要转折，在于对“官场腐败”的清醒认知与主动决裂张氏族谱 。从政期间，他目睹官场的尔虞我诈、贪赃枉法，不愿“同流合污”，毅然选择“辞职回乡行医”——这一选择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不义之官”的主动摒弃，对“本心之善”的坚守。此后，面对宗人、陆军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的邀请，他以“父母在不远游”且“身体不胜军旅”婉拒；面对同学、某部司令刘敦吾的县长任命，他同样“婉绝”。两次拒绝高官厚禄，彰显了他“不贪荣华富贵”的淡泊风骨。
他所题“立上等志，做中等人，享下等福；朝高处站，向低处看，往宽处行”一联，堪称其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张氏族谱 。“立上等志”是对理想的坚守，“做中等人”是对本分的恪守，“享下等福”是对欲望的克制；“朝高处站”是对格局的追求，“向低处看”是对民生的关注，“往宽处行”是对处世的智慧。这副对联没有文人的空谈玄理，也没有士大夫的自命清高，而是以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真谛，成为他拒绝官场诱惑、坚守本心的精神支撑。
辞官后的侯肇勋，将精力投入行医，实现了从“治政”到“治人”的转变张氏族谱 。他早年便“爱好医药岐黄之术”，注重积累经验，行医时“合理收费”，对贫困者则“常免费治疗”，经手治愈许多疑难病症。这种“不为索取，只为救治”的行医理念，与那些借医术敛财的郎中形成鲜明对比。他不是将行医作为谋生手段，而是将其视为“消闲”与“行善”的方式，用医术解除乡邻病痛，展现了“医者仁心”的高尚品格。从区长到医者，身份变了，但“为民服务”的初心未变，这种“淡泊名利、坚守本心”的风骨，正是侯氏家族“清正廉洁”家风的当代延续。
三、接济红军：“仁善为本”的情怀与福报
侯肇勋“行善积德”的人生底，在1935年“接济红军侦察员”的故事中得到生动诠释，也成为黔西民间流传至今的佳话张氏族谱 。民国二十四年腊月，冰雪封冻，三位“穿青布长衫、戴博士草帽”的卖药人登门，他见三人“外衣已湿，冷得发抖”，未加丝毫怀疑——既无地主乡绅对“陌生人”的警惕，也无官僚对“异己者”的猜忌，而是本能地“请进屋内取暖”，吩咐家人“煮甜酒粑”驱寒，随后又留其“晚餐住宿一夜”，与之畅谈“地方概况”“全国政事”与“民生问题”。这种“雪中送炭”的善举，源于他“仁者爱人”的本能，而非对“红军身份”的预知。
十日之后，红军渡过鸭池河，在“打土豪劣绅”的运动中，内庄、白泥、木渣黑等地大户均受冲击，唯独侯家因六合门上红军留下的“红画符号”而“不惊动，加强保护”张氏族谱 。“善有善报”的结局，看似偶然，实则是他一生“积善成德”的必然。治乡时捐粮救灾是善，行医时免费治病是善，对待陌生卖药人以诚相待也是善——这些善举积累的声望，让“大夫第”成为“仁善”的象征，而红军的保护，既是对其善举的回应，也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体现。
这个故事的珍贵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乡贤与红军”的简单互动，展现了“仁善”的普世价值张氏族谱 。侯肇勋的接济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源于人性本善；红军的保护并非出于特殊关照，而是源于对“善者”的尊重。二者的相遇，让乱世中的人性光辉得以彰显，也让这段历史更具温度与厚度。
四、兴学藏书：“崇文重教”的传承与远见
侯肇勋的“文人底”，在“兴学”与“藏书”中得以彰显张氏族谱 。1937年，他与叔父侯廷模、弟弟侯肇衡等“同乡有识之士”共同筹办“农文小学”，并担任校董。这所学校并非侯氏家族的私塾延续，而是面向“白泥田附近农民子弟”的新式教育机构，办学规模近二百人，成为“左右乡镇的办学先河”。从祖父侯敦本支持教育，到父亲侯廷扬改造私塾、创办小学，再到侯肇勋参与筹办农文小学，侯氏家族“兴学育人”的传统在他身上得到延续，形成了“三代兴教”的文化传承。
他为侯氏大夫第书堂所题“兰桂固腾芳，但需培植；诗书原有用，务在精研”一联，更将“崇文重教”的理念具象化张氏族谱 。“兰桂腾芳”喻指家族人才辈出，“需培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诗书有用”肯定文化的价值，“务精研”倡导钻研的精神。这副对联既是对家族子弟的勉励，也是对地方教育的呼吁，展现了他对“文化传承”的深刻认知——只有重视教育、精研诗书，才能让家族兴旺、地方发展。
侯肇勋的“藏书”之举，同样体现了他对文化的珍视张氏族谱 。传载其“所藏图书数千册，有很多为稀世之宝”，这些藏书不仅是个人学识的积累，更是地方文化的财富。可惜的是，这些图书在解放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大多毁失”，仅存极少，令人扼腕。藏书的流失，既是个人的遗憾，也是地方文化的损失，更提醒我们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从“参与办学”到“珍藏图书”，侯肇勋始终以“文化传承者”的身份自居张氏族谱 。他深知，教育是“立人之本”，文化是“立族之基”，在乱世中守护文化火种，与在灾荒中救济灾民同样重要。这种“崇文重教”的远见，让他超越了普通乡绅的局限，成为地方文化的守护者。
五、历史回响：“乡贤精神”的价值与启示
在当代社会重读《侯肇勋传》，其蕴含的乡贤精神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为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镜鉴张氏族谱 。
首先，“勤政为民”的担当精神，是公职人员的基本准则张氏族谱 。侯肇勋在灾荒中率先捐粮、积极劝捐，展现了“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如今，在乡村振兴中，公职人员更应传承这种“为民担当”的精神，以实干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赢得民众信任。
其次，“淡泊名利”的风骨品格，是抵御诱惑的精神防线张氏族谱 。侯肇勋拒绝高官厚禄、坚守本心，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具启示意义。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应学习他“不贪荣华、恪守本分”的品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名利观。
再次，“仁善为本”的处世哲学，是乡风文明的核心内核张氏族谱 。侯肇勋接济卖药人、免费为贫者治病，展现了“仁者爱人”的传统美德。在当代乡风文明建设中，应弘扬这种“仁善”精神，培育邻里互助、诚信友善的乡村风尚。
最后，“崇文重教”的远见卓识，是文化振兴的关键动力张氏族谱 。侯肇勋参与创办农文小学、珍藏图书，体现了对教育与文化的重视。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振兴”，只有重视教育、保护文化遗产，才能为乡村发展注入长远动力。
合上书页，侯肇勋的形象愈发清晰：他是灾荒中捐粮救民的好官，是拒绝权贵的隐士，是免费治病的良医，是兴办教育的文人张氏族谱 。这位“大夫第”的侯氏子弟，以多元的人生角，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中活出了“本心之善”。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乡贤精神，不在于位高权重，而在于担当；不在于财富多少，而在于仁善；不在于寿命长短，而在于传承。在乡村振兴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如侯肇勋般的“新乡贤”，以担当守护家园，以仁善温暖人心，以文化滋养根基，让“耕读传家、仁厚立身”的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