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字伯符，孙坚长子。孙坚死后，基业丢失，孙策经历曲折后投奔袁术，袁术惊奇孙策的品德才能，将孙坚部曲千余人马交还孙策，并长叹道：“假使我有儿子能像他，即令死了，也没有遗憾怨恨。”孙策带领人马前往江东，歼灭了地方军阀严白虎、邹他、钱铜、王晟、刘繇等，终于使江东六郡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孙策能取得胜利，同他善于用人密切联系，所以《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写道：“孙策的为人，和蔼可亲，爱说笑话，善于用人，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以至于将为他而死看成快乐的事情。”这不是誉美之词，有事例可以佐证。

 　　击溃刘繇后，刘繇部众作鸟兽逃窜，孙策及时向诸县发布告示说：“刘繇等部众前来投降自首者，概不追究其罪恶，想从军入伍的，一个人来就好了，而且将军户除籍，无须世世代代都服兵役；不愿当兵入伍的，不会勉强。”布告后十多天之间，刘繇部众纷至沓来，一下子获得两万多部队，千余匹战马。

　　张昭因为不肯为陶谦做事遭到拘捕，被营救出来后到江东避难，被孙策请出担任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即是说，江东六郡军政财文一应诸事，全部交给张昭处理，孙策做起了甩手掌柜。时间以久，北方士大夫每每写信给张昭，将这边的文治武功一概归之于张昭并加以赞美。在专制社会，此类事情被斥之为弱干强枝，或者称之为大权旁落，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张昭收到这样的书信一多，心中十分不安了，不说给孙策，担心暴露后说他藏私；说给孙策吧，很不合适，这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事情。正在进退为难中，孙策知道了，他哈哈大笑道：“当年管仲相齐，这里说的是仲父，那里也说着仲父，而齐桓公却是春秋五霸之鼻祖。今天子布（张昭）有才能，我能放手使用他，他的功名，岂不一概归之于我吗！”这就是孙策的气度，无比恢弘的气度，比起将刘·s·q迫害致死的“红·太·阳”，气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孙策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物。他的起家得力于袁术的支持，袁术称帝后拉拢孙策，孙策让张紘代笔草书九条理由加以回绝：一，今诸侯割据，理应合天下之力以诛丑类。你不做这种打算，反而想自立为帝取代汉室，这不是海内所想看到的，违背了民心。二，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因为夏桀、殷纣罪恶多端令人发指。今幼主汉献帝无有罪恶，只不过年幼一点，受制于强臣之挟持。要夺取无过错的汉献帝位置，不合乎汤武之道。三，董卓虽然狂躁狡猾，也不敢废主自立，但是天下闻说他残暴肆虐，依然要起兵讨伐。今天下纷乱，你意欲公开称帝，不仅无益，适足以取祸。四，皇帝位置不可以随便侵凌，必须有举国民心的拥护和足够的人力物力，还得有一系列祥瑞征兆。现在一个条件都不具备，敢贸然僭越称尊，这没有成功的先例……

   　事后在给太史慈书信中还解释道：“苟有大故，不得不离。”所谓的大故，亦即违背道义、分裂国家、制造动乱、祸及百姓。孙策没有被报恩思想所束缚，而是将道义原则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当很多学者极力赞扬诸葛亮挑起战争进行没有胜利可能的北伐时，唯一的依据就是那句：“感激先帝之殊遇，而欲报之于陛下也。”在这里，道义原则被抛在脑后，只留下报恩二字。有恩的报恩，有冤有仇的又怎么办？当然有冤要伸冤有仇要报仇！如此下去，人类社会就会淹没在相互算计相互仇杀的血泊之中，永无宁日。看来，孙策这位大老粗，要比号称史学家、政治家的那些草包们，高出不知多少倍！

  　 作为尚未成型的军阀，在举国四分五裂条件下，孙策身上当然会涵养出军阀特点。一方面表面服从东汉王朝，每年都会向朝廷贡献方物（地方特产）；另一方面，在官渡之战中，正当曹操袁绍厮打得难解难分时，孙策又企图乘机袭取曹操大后方许昌，劫持汉献帝，学习曹操，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的政治优势。只是正在准备时，孙策大意地轻骑简出，被仇家许贡蓄养的死士所杀，才使他反叛恶名未能成立。

  　 孙策毕竟是孙策，头脑中一直都有服从东汉王朝的概念。临去世前叫去张昭叮咛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翻译成白话文则是：“假如我弟孙权担不起这副担子，你可以取而代之。假如始终打不开局面，在东南难以立足，那就从容地归降朝廷，不要有顾虑。”

   　这就是孙策，他的气度和气节，都值得专制社会士大夫学习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