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泄密事件

　　同治九年(1870)“庚申，刘坤一以漏泄密谕，褫职留任”。刘坤一时任江西巡抚，作为封疆大吏，竟然泄露了皇帝的秘密谕旨，问题很严重，处理结果是“褫职留任”，此事被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清史稿》中。

　　《大清穆宗实录》也记录了这起事件：同治九年，“吏部奏，江西巡抚刘坤一漏泄密寄，遵旨严议。刘坤一应比照例案，于降一级留任例上从严加等。议以革职留任。从之”。

　　上述两文献所载刘坤一泄密事件，都是“同治九年”。然而，另一部清朝史料《清史列传》卷五十九中记载的是同治四年(1865)五月，刘坤一“擢江西巡抚。旋因泄露寄谕，部议革职留任”。对刘坤一的处分，同样是“革职留任”，但时间相差了五年。

　　此三史料均非杂史，或许有两种可能：其一，刘坤一在1865年和1870年各违纪泄密一次，都受到了公开处分；其二，以上三史料所记均为同一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坤一在担任江西一把手期间，确实因泄密事件被处分过。

　　有意思的是，刘坤一在泄密受到处分后，仕途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运亨通。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翌年晋为两广总督。1880年起，任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与张之洞一起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并在晚清诸多历史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香港和上海报纸泄露军事机密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进攻台湾。三月二十三日，日军在琅乔强行登陆，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击。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发出密旨：“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换约时并未议及派员前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事，今忽兴兵到闽，声称借地操兵，心怀叵测……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应如何调拨兵弁之处？着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量调拨……并着李鸿章、李宗羲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办。”

　　这份密谕显然属于国家军事机密。但不到半月，五月十二日香港《华字日报》即将全文刊载。此后，“林华书院新报、上海汇报，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发，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发”。而且还刊发了沈葆桢四月十九日的奏折。对此，清政府大为恼火。

　　上海属于两江总督管辖地。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连发两道谕旨，令两江总督李宗羲严查，并严格规定了文件管理办法：“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务当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并着照该大臣所请，嗣后奉到谕旨及陈奏折片，除抄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应行函寄各处外，其余均不必抄咨，以昭严密。”

　　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汇报朝廷：“检核上海林华书院新报，载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闽省拟购铁甲轮船等事，据刊系由香港华字日报中钞来。饬据苏松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华字日报内有台湾消息一条，已载明由福州寄来字样……此次漏泄并非由于上海，已无疑义。嗣后办理交涉事宜，自当遵旨格外严密，以昭慎重。”

　　两江总督李宗羲把“皮球”踢到了福州，泄密事件并非起源于上海，两江衙门没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