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天下｜《日耳曼尼亚志》：世界上最危险的书
这部完成于公元98年、差点遗失于中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志》，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15世纪被重新发现并流传开来之后，变成了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圣经。随后在德国一版再版，从而奠定了德国人的文化身份。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个德国，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追溯到公元9年。当时，罗马将领瓦鲁斯率领三个罗马军团，从高卢出发，跨过莱茵河，试图把广阔的被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区并入罗马帝国。但在现在靠近德国奥斯纳布吕克的地方，罗马军团遭到了阿米尼乌斯率领的日耳曼部落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罗马人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军事失败，却是德国人的骄傲，路德曾说“我心中充满对阿米尼乌斯的爱”。
此后，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影响都局限在莱茵河以东和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这块被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域脱离了罗马文化。日耳曼人保持了其原有的桀骜不驯，对罗马帝国的霸权虎视眈眈，到了公元5世纪终于摧毁了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阿米尼乌斯为德国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那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则为德国的存在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在德裔哈佛古代史教授克里斯托弗•B•克雷布斯《最危险的书》中，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德国之所以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塔西佗那本薄薄的小书《日耳曼尼亚志》。
《日耳曼尼亚志》中描述的日耳曼人
克雷布斯教授认为这部完成于公元98年、差点遗失于中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志》，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15世纪被重新发现并流传开来之后，变成了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圣经。随后在德国一版再版，从而奠定了德国人的文化身份。
日耳曼人是困扰了罗马人多年的混杂在一起的二十几个部落，是塔西佗最早开始描写他们（凯撒对日耳曼人只有零星的记述）。
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说：“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人种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在塔西佗的笔下，他们“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他们珍惜自由，不喜欢奢华，把武力上的胜利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他们“具有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诱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约”。
塔西佗也并非都是溢美之词，认为“又有谁愿意离开这亚细亚、阿非利加或者意大利而迁居那荒凉的日耳曼尼亚去呢？”“这些人不打仗的时候，很多时光是消磨在狩猎上面，更多的时光是无所事事，整天地吃喝睡觉，最勇敢善战的武士们现在却什么事也不做，把一切生计家务都委托给家中的妇女和老弱掌管。他们自己却沉溺于怠惰之中。”
塔西佗本人可能从未踏上日耳曼尼亚这片土地，他的书有个明确的影射意义，用来刺激他自己那软弱腐败的祖国。把日耳曼人描写成高贵的野蛮人，目的正如后来的欧洲历史学家描写美洲印第安人一样，是为了对自己所处社会的骄奢之风做出批判。
塔西佗想要说的是“自由、刚毅、道德、淳朴，这些在罗马已经无处可觅的品质，在日耳曼人身上却仍旧保存着”。当罗马人骄奢淫逸时，这些住在莱茵河附近的蛮族却对他们的领袖忠心耿耿，在战役中勇往直前，对金银珠宝不屑一顾，对神灵绝对臣服，婚前洁身自好，婚后忠贞不二。
不管塔西佗的初衷是什么，德国的知识分子们忽视了《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明显的藐视，他们热衷的只是原始日耳曼这一观念，从而以塔西佗一书作为基础，德国人编造了自己的奇思异想之塔。
德国人的解读
到了14世纪，中欧地区政权分立，靠着基督教和日耳曼语维持着某种统一，当时，德国的文化精英们羡慕先进而统一的英国和法国，从而开始思考“我们是谁？”他们知道曾经有一本名为《日耳曼尼亚志》的书，是有关这片土地的最早记载。但是自从中世纪以来，这本书就失传了。
到了15世纪中期，在藏书家之间流传着一个模糊的谣言：在罗马遥远的修道院里发现了一份抄本。《日耳曼尼亚志》正是民族主义者所期待的，因为它能够告诉他们德国的起源。
1455年，《日耳曼尼亚志》在罗马的一个修道院里被重新发现的故事就像一个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虽然意大利人重新发现了《日耳曼尼亚志》，但却是德国人使它成了文艺复兴期间的畅销书。
德国人引用这部罗马人所著的书，来证明自己优于罗马人。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出版了一本拉丁版、一本德语翻译版和一本对塔西佗的著作进行评论的书。路德的继承人、宗教改革的神学领袖墨兰顿说，“希望《日耳曼尼亚志》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古代德国的力量和美德。”
顾问们给德国的腓特烈大帝进言的时候，也引用塔西佗的书，称日耳曼人从古至今都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和土著，日耳曼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的语言。
有德国人指出日耳曼语，而并非希伯来语，才是创世纪时的语言；也有人甚至说亚当是日耳曼人。18世纪的政论家默泽尔想要证明古代日耳曼宪法具有民主性的时候，他引用了塔西佗有关民众集会的记录：“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决议。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如果有人反问，塔西佗不也说了日耳曼人是贫穷的农民吗？“这不要紧，”默泽尔回答说，“这是因为罗马人误解了。”
从一开始，德国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就对《日耳曼尼亚志》信口开河，但是对其最严重的误读出现于19世纪科学种族论日嚣尘上的时候。19世纪的种族主义理论家和种族优越论者正是从塔西佗的书中摘出了“未被玷污”“纯粹”等语言。
当时最普遍的德语教科书中赫然宣扬：“未被污染的日耳曼人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在刚刚实现统一的德国，《日耳曼尼亚志》赫然雄踞所有阅读书目的榜首。各种俱乐部大肆庆祝日耳曼农夫的美德，强健的体魄和雅利安人的优越性。
纳粹利用了这本书
纳粹也把《日耳曼尼亚志》按自己的目的使用。1924年，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坐火车的时候读了《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激发他想起了“我们祖先高尚、纯洁、高贵的光辉形象”，在日记中，他又加了一句“我们应该恢复这一形象”。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成立大会，房间里贴满了从《日耳曼尼亚志》中摘出的引言。
19世纪的种族论者利用《日耳曼尼亚志》中说的，日耳曼人未与他族相融的记录，以证明日耳曼人是纯种雅利安人的后代，所以天生有较长的头骨，而这又被颅相学看做是美德的标志。从这种观念到1935年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纽伦堡法案只有一步之遥。纽伦堡法案还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人通婚或发生性行为。
到了1943年，希姆莱派兵进入意大利的一所修道院，因为传说版本最古老的《日耳曼尼亚志》就保存在那儿，但是纳粹没能如愿找到这本德国人的“黄金之书”。随后不久就出现了讽刺德军这一强盗行径的漫画。
2009年，也就是日耳曼人大败罗马人的条顿森林之战2000年之后，德国举办庆祝阿米尼乌斯胜利2000年的展览，经过多方交涉，意大利这本最古老的《日耳曼尼亚志》出借给德国进行展览，虽然时过境迁，不过也算是圆了德国人多年来的梦。
纳粹的罪行当然不能归结到塔西佗身上，《日耳曼尼亚志》并不能为德国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行为负责。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B•克雷布斯说，观念如同病毒，它们寄居于头脑，并由此复制，变异，最后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那些日耳曼种族论的病毒整整孵化了500年，终于导致了系统性感染，并在20世纪最大的危机中达到了高潮。正如《最危险的书》所言，塔西佗没有写最危险的书，他的读者让它变成了最危险的书。
来源：新浪阅读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个德国，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追溯到公元9年。当时，罗马将领瓦鲁斯率领三个罗马军团，从高卢出发，跨过莱茵河，试图把广阔的被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区并入罗马帝国。但在现在靠近德国奥斯纳布吕克的地方，罗马军团遭到了阿米尼乌斯率领的日耳曼部落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罗马人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军事失败，却是德国人的骄傲，路德曾说“我心中充满对阿米尼乌斯的爱”。
此后，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影响都局限在莱茵河以东和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这块被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域脱离了罗马文化。日耳曼人保持了其原有的桀骜不驯，对罗马帝国的霸权虎视眈眈，到了公元5世纪终于摧毁了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阿米尼乌斯为德国的存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那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则为德国的存在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在德裔哈佛古代史教授克里斯托弗•B•克雷布斯《最危险的书》中，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德国之所以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塔西佗那本薄薄的小书《日耳曼尼亚志》。
《日耳曼尼亚志》中描述的日耳曼人
克雷布斯教授认为这部完成于公元98年、差点遗失于中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志》，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15世纪被重新发现并流传开来之后，变成了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圣经。随后在德国一版再版，从而奠定了德国人的文化身份。
日耳曼人是困扰了罗马人多年的混杂在一起的二十几个部落，是塔西佗最早开始描写他们（凯撒对日耳曼人只有零星的记述）。
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说：“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人种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在塔西佗的笔下，他们“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他们珍惜自由，不喜欢奢华，把武力上的胜利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他们“具有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诱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约”。
塔西佗也并非都是溢美之词，认为“又有谁愿意离开这亚细亚、阿非利加或者意大利而迁居那荒凉的日耳曼尼亚去呢？”“这些人不打仗的时候，很多时光是消磨在狩猎上面，更多的时光是无所事事，整天地吃喝睡觉，最勇敢善战的武士们现在却什么事也不做，把一切生计家务都委托给家中的妇女和老弱掌管。他们自己却沉溺于怠惰之中。”
塔西佗本人可能从未踏上日耳曼尼亚这片土地，他的书有个明确的影射意义，用来刺激他自己那软弱腐败的祖国。把日耳曼人描写成高贵的野蛮人，目的正如后来的欧洲历史学家描写美洲印第安人一样，是为了对自己所处社会的骄奢之风做出批判。
塔西佗想要说的是“自由、刚毅、道德、淳朴，这些在罗马已经无处可觅的品质，在日耳曼人身上却仍旧保存着”。当罗马人骄奢淫逸时，这些住在莱茵河附近的蛮族却对他们的领袖忠心耿耿，在战役中勇往直前，对金银珠宝不屑一顾，对神灵绝对臣服，婚前洁身自好，婚后忠贞不二。
不管塔西佗的初衷是什么，德国的知识分子们忽视了《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明显的藐视，他们热衷的只是原始日耳曼这一观念，从而以塔西佗一书作为基础，德国人编造了自己的奇思异想之塔。
德国人的解读
到了14世纪，中欧地区政权分立，靠着基督教和日耳曼语维持着某种统一，当时，德国的文化精英们羡慕先进而统一的英国和法国，从而开始思考“我们是谁？”他们知道曾经有一本名为《日耳曼尼亚志》的书，是有关这片土地的最早记载。但是自从中世纪以来，这本书就失传了。
到了15世纪中期，在藏书家之间流传着一个模糊的谣言：在罗马遥远的修道院里发现了一份抄本。《日耳曼尼亚志》正是民族主义者所期待的，因为它能够告诉他们德国的起源。
1455年，《日耳曼尼亚志》在罗马的一个修道院里被重新发现的故事就像一个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虽然意大利人重新发现了《日耳曼尼亚志》，但却是德国人使它成了文艺复兴期间的畅销书。
德国人引用这部罗马人所著的书，来证明自己优于罗马人。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出版了一本拉丁版、一本德语翻译版和一本对塔西佗的著作进行评论的书。路德的继承人、宗教改革的神学领袖墨兰顿说，“希望《日耳曼尼亚志》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古代德国的力量和美德。”
顾问们给德国的腓特烈大帝进言的时候，也引用塔西佗的书，称日耳曼人从古至今都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和土著，日耳曼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的语言。
有德国人指出日耳曼语，而并非希伯来语，才是创世纪时的语言；也有人甚至说亚当是日耳曼人。18世纪的政论家默泽尔想要证明古代日耳曼宪法具有民主性的时候，他引用了塔西佗有关民众集会的记录：“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决议。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如果有人反问，塔西佗不也说了日耳曼人是贫穷的农民吗？“这不要紧，”默泽尔回答说，“这是因为罗马人误解了。”
从一开始，德国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就对《日耳曼尼亚志》信口开河，但是对其最严重的误读出现于19世纪科学种族论日嚣尘上的时候。19世纪的种族主义理论家和种族优越论者正是从塔西佗的书中摘出了“未被玷污”“纯粹”等语言。
当时最普遍的德语教科书中赫然宣扬：“未被污染的日耳曼人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在刚刚实现统一的德国，《日耳曼尼亚志》赫然雄踞所有阅读书目的榜首。各种俱乐部大肆庆祝日耳曼农夫的美德，强健的体魄和雅利安人的优越性。
纳粹利用了这本书
纳粹也把《日耳曼尼亚志》按自己的目的使用。1924年，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坐火车的时候读了《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激发他想起了“我们祖先高尚、纯洁、高贵的光辉形象”，在日记中，他又加了一句“我们应该恢复这一形象”。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成立大会，房间里贴满了从《日耳曼尼亚志》中摘出的引言。
19世纪的种族论者利用《日耳曼尼亚志》中说的，日耳曼人未与他族相融的记录，以证明日耳曼人是纯种雅利安人的后代，所以天生有较长的头骨，而这又被颅相学看做是美德的标志。从这种观念到1935年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纽伦堡法案只有一步之遥。纽伦堡法案还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人通婚或发生性行为。
到了1943年，希姆莱派兵进入意大利的一所修道院，因为传说版本最古老的《日耳曼尼亚志》就保存在那儿，但是纳粹没能如愿找到这本德国人的“黄金之书”。随后不久就出现了讽刺德军这一强盗行径的漫画。
2009年，也就是日耳曼人大败罗马人的条顿森林之战2000年之后，德国举办庆祝阿米尼乌斯胜利2000年的展览，经过多方交涉，意大利这本最古老的《日耳曼尼亚志》出借给德国进行展览，虽然时过境迁，不过也算是圆了德国人多年来的梦。
纳粹的罪行当然不能归结到塔西佗身上，《日耳曼尼亚志》并不能为德国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行为负责。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B•克雷布斯说，观念如同病毒，它们寄居于头脑，并由此复制，变异，最后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那些日耳曼种族论的病毒整整孵化了500年，终于导致了系统性感染，并在20世纪最大的危机中达到了高潮。正如《最危险的书》所言，塔西佗没有写最危险的书，他的读者让它变成了最危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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