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波是那种脸熟而你可能想不起名字的演员，但电视台认可他。“其实坐在你们面前的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最滑稽的是你们在采访一

个非常没用的人。”好久没有听到演员这样讲话了。[2]
铁路文工团
　　上世纪80年代，16岁的吴秀波和傅彪等人一起考入铁路文工团，团长刘锡田—扮演陈毅的特型演员，特别喜欢这个蔫淘的孩子，学员班的

11个小品里7个有吴秀波。那是个铁路迅猛发展的年代，他们经常坐着空荡荡的车厢演出。失意的背后是每个月70块钱工资，吴秀波已经懂得如

何去夜总会走穴，每月可以挣到惊人的6000元，顿顿请他二十几个发小吃宴。颠倒的日夜里，他常常无法爬起床赶火车。有一次刘团长被迫挺

着大肚子拄着枪站在中间，因为吴秀波又迟到了。换了新团长，他依旧不改。这次的惩罚是写检讨，他请个朋友写了万言检查，感动得新团长

连呼深刻，让他周一到总团诵读。不出所料地，他又起晚了，只看见团长憋成紫茄子的脸。吴秀波说：“您什么都别说了，我辞职。”他从一

个部级单位的正式职工彻底变成无业游民。
　　而这个“正式职工”的身份曾经给过他第二次生命。17岁的吴秀波被误诊为肠癌，切掉40厘米结肠。傅彪等同学手捧鲜花含泪去看他，说

：“秀波，等你好了，咱们一起拍戏。”当时吴秀波知道自己快死了，心里的重担突然卸下。每天看着窗台，蚂蚁从水泥缝里爬出来晒太阳，

他和蚂蚁一样，留恋那缕阳光。进手术室前，他在手上写下挺住。那是1985年，他的医疗费13万元相当于如今的1000万元，如果没有单位，他

一定活不到今天有妻有子。
走穴生活
　　离开铁路文工团，吴秀波开始在社会上晃荡。除了唱歌厅，他也开饭馆。两年里开过7个餐馆，投入30多万元，挣了十几万元，但他很会选

址，最后把饭馆打包一卖，一算帐，居然还有盈利。他参加过谷建芬办的第二期学员班算是毛阿敏的师弟，一起唱歌的人慢慢都上了电视，衣

锦还乡，就像在工厂里的人看到工友出国回来。当然也有唱片公司看中吴秀波，但他过得太舒服了，一个月1万多块钱，衣服都从香港买，重新

回到有束缚的生活，他不愿意。
　　与所有流浪歌手一样，他四处走穴，也尝试在外地开歌厅，经历了无数奇奇怪怪的事。“我如果到如今为止还能维持那时候生活状态的话

，绝不会做演员，我非常喜欢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到如今依然留恋。我每天晚上想唱什么自己决定，底下的人你们爱干嘛干嘛，但是我相信一

定会有人给我花，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也一定会有人为我鼓掌，你们玩你们的，我唱我的。如果我翻跟头，底下也有人鼓掌的话，我就会一直

翻跟头。”
　　他说，再回到歌厅的时候，他已经接近30岁了，面对那些十七八岁的新歌手，人家问他：“和你一起唱歌的那些人呢？”他说：“都在电

视上呢！”自己难免有点羞涩，想想应该留下点什么。这些年发生了若干段爱情故事，基本都是如何被甩的故事，他词曲全包，谱了10首歌，

自费请来国内顶尖的乐手。北京音像出版社答应给他一盘磁带5毛钱的提成，当时盗版比例是59:1，假使发行到10万盘他能拿到5万块钱，但10

万盘绝对是个天数，成本已经是10万元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京文总经理许钟民听到了他的带子，出了11万元买下版权，要知道，崔健才卖了

12万元，吴秀波觉得自己牛大了。
　　
而立之年
　　30岁的他，已经没脸再去歌厅混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所有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年轻人碰到的不是饥饿，是无望。我从小最想去

的地是大工厂或者做医生，我想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父母有意义的人，但其实我一直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我需要表达我自己的感受，我希望

我说出来的话，哪怕再小声也有人听。”30岁时他发现，不但没人讲话，他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幸好他积攒下了很多朋友，一路上总有贵人

相助。“人生命中总会有这样的朋友，他关键时候给了你一句话，让你能度过那段特别难的时候。”
　　吴秀波 全新个人秋装写真(12张)朋友们知道他的窘况。刘蓓当时的丈夫张健请他去做配乐，一次能挣个五六千元，还是不足以谋生。于是

张健又建议他去串戏，一共16集，结账时他分到了8万元现金。他不是没见过钱，但那时，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多钱了。张健给了他一集5000

元的价格，不是新人而是腕的片酬。
　　“当时如果没有刘蓓，我离饿死真的只差一步。而且我一定会把自己饿死，因为我有羞耻心，绝不会去找比我混得好的朋友，而恰恰她是

一个比我混得太好的朋友。”刘蓓请他做经纪人，以他的个性，一个合同也谈不下来，刘蓓自己倒还谈下两三个，他干的实际是助理的工作。

他说他喜欢给人拎包当助理，最好跟随着李安或者达斯汀·霍夫曼，天天跟喜欢的艺术氛围接触，又不用承担责任。但他不希望因为朋友的怜

悯而获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