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其内容之丰，价值之高，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与认识。
    古往今来，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散居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家族，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共同祖先，血缘关系将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有贫富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居住在同一块地之上，即使是战争、瘟疫和各种自然灾害，也不能将他们分开。这些家族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氏族是一个大家族，国家是一个最大的家族，国王或皇帝是这个家族的总族长，百姓是这个家族的子民，总族长利用各种手段和相当于血缘关系的纽带，维持和统治着自己的国家。
    为了能使统治得到延续和稳定，权力更替和财产继承能够平稳实现，不致落入外人之手，无论是国家还是各个家族，都十分重视血统的纯净，为此，记录血缘关系和血统世系的谱牒就应运而生了。
    关于家谱起源的具体时期，历代说法不一，归纳一下，可以看出，传统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战国秦汉起源、周代起源、殷商起源等四种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然而，如果我们在文献学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运用考古学、民俗学等方法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家谱的产生时代远远早于上述四说。应该说，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家族世系就曾以结绳。口传等方式存在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很多民族的发展史中得到验证，中华民族自然也不会例外。
    从文献角度看，早在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的夏朝，王室就有了记录自己世系的谱牒，这就是夏王室的家谱。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家谱，后人曾加以整理，编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帝王诸侯世谱》等通代谱牒。汉代著名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创作其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时，就曾参考并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他自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实地游历、考察所得，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完整、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以及楚王室由始祖而下的本支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谱，编成《十二诸候年表》。遗憾的是，那些原始的家谱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早已失传。今天，我们只能见到后人辑佚、整理的部分本子和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令人欣慰的是，在传世的甲骨文中，却还保留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和释读，共有三件甲骨片可以确认为是最古老的家谱，一件最早见于容庚等编的《殷契卜辞》中，序号为209；一件最先收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中，序号为1506；一件最初见于董作宾的《殷虚文字乙编》，编号为4856。第一、第三件文字不多，价值相对差一些，第二件“库1506”为一大片牛肩胛骨，1903年左右为美国人方法敛收藏，今藏大英博物馆，所载文字是一极为完整的、典型的商人家族世系。有关本片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认为是伪刻的有胡小石、董作宾、郭沫若、容庚、唐兰、胡厚宣等先生，认为是真品的有张政朗、陈梦家、于省吾、饶宗颐、李宗勤等先生。不过，近年来的学者，大多认为是真品。全片从右到左，共13短行，每行一句，除第一行为五字外，其余12行均为四字，行间无直线。陈梦家先生在其《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将这件 甲骨片定为武丁时代所刻，武丁是商代第10世23任国王，距今大约有三千二百余年。这件家谱一共记录了儿氏家族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的11人，兄弟关系的2人。也就是说，这件家谱共记录了这个家族11代的世系。通过这件家谱实物，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有了以表格形式记录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谱了。此外，这三件实物资料上的人名，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之中，显然，它们都不属于商代王室成员。由此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在三千二百多年之前，不仅王室，就是其他一些显贵家族，也已有了本家族文字记载的家谱。“库1506”家谱共有11代世系，以每一代世系30年计，这个家族有家谱的历史又可上推三百余年，这件家谱实物年代之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上述三件家谱实物之外，在现存的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商人求祷或祭祀列祖列宗而形成的祭祀谱。这些祭祀谱，原本是为祭祀用的，它们有的求祷于自己的祖先，有的记载受祭各先祖的名字，有的则排列各先祖的受祭日期，从而形成了一连串的世系。同时，这些祭祀谱上往往还有诸如祈祷用语。祭牲数目、祭祀日期等内容，因而，它们与专门记述家族世系的家谱有所区别。然而，由于它们记载的均为同一家族的世系人物，并逐代排列，有条不紊，则又与家谱在性质上有些相同。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祭祀谱是家谱的初级形式，它所记载的家族世系资料，为专门家谱的撰修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商代的这些祭祀谱，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家谱，它的产生年代可能要略早于专门记述家族历代父子世系的家谱。
    在现存的商朝未年的青铜器中，也有几件是属于专门记载商人家族世系的家谱。如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三件同时出土于易州（今河北易县）的青铜戈（文物界称做“商三句兵”｝，对于它们的铭文内容中的一些具体所指，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对其是记载同一个家族世系的家谱却是大致认可的，更有学者认为，这三件铜戈的铭文记载了同一个家族六到八代的谱系。此外，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还著录了一件被称做“祖丁戈”的青铜戈，它的铭文虽然只有“祖丁祖己祖乙”六个字，但从商人多以干支命名的特点看，它自然也就成了一件记载一个家族三代祖先名字的家谱了。
    在周代，铸记家族世系于鼎彝之风盛行于全社会。在流传至今的周代青铜器中，由于各种器物铸造时代的先后和家族地位的高下不同，其铭文中所记载的家族世系代数和功勋。庆赏事迹等内容的详略程度也不一样。现存周代青铜器中记载家族世系最多的，当属1976年于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同窖出土的。由于它们是出于同一窖藏，因而，被有关学者判定为是内容相联的两件记载周初显贵微氏家族事迹与世系的宗庙祭器。从两件彝器的380字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件彝器一共记载了自周文王至周穆王一百多年内微氏家族连续七代的世系。可以这么认为，这两件彝器也是我国现今发现的记录家族世系最多的青铜家谱.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关世系的记载，仅仅可以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形式。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文字并不是最早和惟一用于记事的方式。如前所述，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就普遍采用结绳和口述的形式来记述各种大事，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家族世系。由此就形成了两种更为古老、更为原始的家谱形态，这些原始形态的结绳与口述家谱，在一些文明程度相对比较低的民族中，曾一直沿用或残存到近代和现代，成为民族家谱中两种很重要的组成形式，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中见到些许痕迹。
    我国家谱文献的起源很早，可家谱专词的出现却晚了许多。但具体出现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见到的最早记录，是六朝时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曾引用了《王氏家谱》，而唐初李善《文选注》中，则不仅引用了《王氏家谱》，还引用了《颜氏家谱》。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著录有《杨氏家谱状及墓记》。这几部家谱，当为南北朝时人所撰。我们知道，某一词语被用做书名而存在，理应是在使用比较广泛，词义相对成熟之后。因此，我们可以说，家谱一词的出现必定是在南北朝之前，但限于资料，不敢妄断。不过，如果这样说，即家谱一词的出现，最晚不过南北朝，想必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