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专家，民间也有一些人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编纂自己家族的族谱。驱使他们的是一脉相承的血缘，是对家族的认同感。而在编写族谱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感受到，不仅要依靠大陆宗亲，也离不开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的帮助。一名台胞在主动向大陆寻根问祖时感言：“虽然我们将来也许不会叶落归根，却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我编纂族谱，无非是做一件承上启下的事情”，《漳州黄氏总谱》主编黄剑岚在接受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位古稀老人家住厦门，每周都要去漳州主持《漳州黄氏总谱》编写会议。他告诉记者，族谱的魅力就在于从祖先到子孙，这种DNA的延续是不间断的，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而这也是他暮年坚持纂修家谱的重要原因。
盛世修缮
　　编纂一套包含漳州黄氏七大派系的《漳州黄氏总谱》，任务浩瀚繁杂，整个族谱的出版需用10年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完成。
　　2003年，黄剑岚从福建省龙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退休，于当年他被聘为福建江夏黄氏源流研究会顾问，又在漳州负责族谱编纂工作，走上了家谱编纂和研究之路。回忆起退休后的这几年生活，他感叹到“一晃就是10年”。
　　在福建漳州的703个姓氏中，黄姓排在第三位，可追溯到西晋永嘉年间，至今漳州黄氏人数有31万人，人口数量大。漳州自古以来就没有人编修过全漳州市的黄氏总谱。在黄剑岚看来，在“盛世修谱”的时代，应该尽心尽力为漳州黄氏宗亲编修第一本总谱。
　　编纂一套包含漳州黄氏七大派系的《漳州黄氏总谱》，任务浩瀚繁杂，内容涉及到宗祠、祖墓、名人故居、人物、重要诗文、文物等，要动员市县区到各乡镇、村、社、各支派、各系，再到各房、户、人。据黄剑岚介绍，整个族谱的出版，至少要几千万字，需用10年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完成。
　　“我们这代人时逢盛世，我编族谱的意义，无非是做一件承上启下的事”，黄剑岚说，他自己有机会编写族谱，就要尽心尽力去做，不留下遗憾。 在黄剑岚看来，盛世社会安定，世道开明，人们有了“寻根追源”的愿望，而族谱恰恰就如DNA一样，让子孙得以延续祖先，超越了时空和国度的界限。
　　《漳州黄氏总谱》的编写过程，对于黄剑岚自己也是一个追根寻源的过程。“我从出生后，就不知道我自己从哪里来”，虽然黄剑岚的工作一直与地方志编纂相关，但他承认自己始终也没有搞清自己的来源。直到编写族谱，才搞清楚自己的十七世老祖宗是漳南望族的进士，也才发现祖宗的事迹早已被编写在自己主编的《龙海县志》中。编纂族谱，让黄剑岚弄明白了家族的来源，“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最大的意义”，黄剑岚说。
　　编纂《漳州黄氏总谱》的团队，几乎都是与黄剑岚一样古稀之年的老人，用十年时间承担几千万字的工作量，对成员的体力而言是一个挑战。黄剑岚家住厦门，每周要在厦门和漳州两地往返。
　　为了保障编纂时间，黄剑岚在厦门完成地方志编写工作后，就在周末赶往漳州着手进行族谱的编纂工作。黄剑岚称过程虽辛苦，自己仍乐此不疲。
　　除了体力上和时间上的付出，编辑人员也面临着经费窘困和精神上的压力。“为了克服种种困难，我们常以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以自勉”，黄剑岚说，编辑人员常常无私工作，为了掌握漳州总体情况，大家用四年时间全面摸底，基本掌握了全市31万名黄氏宗亲的各派系分布情况。
　　“这件事情有益于祖先和后代，是一件严肃的事，我们必须注重质量，编好书”，黄剑岚说，质量是团队追求的最终目标。
　　虽然都是古稀老人，在黄剑岚的描述中，这一群人的工作状态，丝毫不输给年轻人，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编写团队对每一个人名、每一件事、每段文字、每个提法都认真对待，“生怕出现谬误，贻误后人”。
寻根身影
　　“海外华侨将家谱视为镇家之宝，在家乡漳州编写族谱时，也会毅然将族谱寄回来作编谱之用，很珍贵。”
　　漳州是福建省最南端的一个地级市，东边与台湾隔海相望，不仅是著名的侨乡，也是大多数台胞的祖籍地。在十年族谱编纂过程中，黄剑岚的记忆中也填满了台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寻根的身影。
　　“海峡两岸联手修谱，凸显了海峡两岸黄氏宗亲血浓于水的感情。”黄剑岚称在编写《漳州黄氏总谱》的过程中，金门县黄氏宗亲会理事长黄国龙就多次联系金门黄氏宗亲前往漳州寻根。“去年春节前夕，黄理事长就通过电邮发来7支寻根材料”，拿到材料后，黄剑岚就立即查阅了《漳州府志》、《龙溪县志》等历史资料，最后查证了材料中一支黄氏先祖曾从泉州迁往金门，又从金门迁至漳州，闽台原本一家亲。
　　“大陆人离开大陆去台湾，都要把家谱续下去，他们编写族谱的意义，在于证明其根在大陆。”黄剑岚告诉记者 ，一位名叫黄常生的人，从漳州迁徙到台北居住，就写了一本《我家简史》，书中涵盖“撰记缘起、追稽远籍、家系族里、故里简介、家世概述、家道盛衰、家人亲属”七部分内容。虽然在黄剑岚看来，整本书都不是严格的族谱写法，写得简略却感人，足见台胞对血缘关系的深情。
　　除了台胞，海外华侨华人也为收藏族谱做出过贡献。“海外华侨将家谱视为镇家之宝，在家乡漳州编写族谱时，也会毅然将族谱寄回来作编谱之用，很珍贵”，黄剑岚回忆起一位旅居荷兰的黄氏母亲，充满了深深敬意。
　　漳州台商投资区石美东门的《三黄族谱》，由于历史原因，在大陆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三黄族谱》，无法寻源写谱。在大家都苦于无法追溯木根水源时，一位旅居荷兰的黄氏母亲将自己家藏的编至清光绪年间的《三黄族谱》托人转到石美东门社。这部族谱在清末随着这户人家辗转到印尼，后又到荷兰，经过100多年的颠沛流离，终于跨海归来，一解大陆编写之忧。
　　在编写族谱的过程中，黄剑岚越来越感受到，不仅要依靠大陆宗亲，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同心协力进行编修，同样也应该与海外公立图书馆或收藏家进行合作，以便更详尽地掌握资料。“目前我们尚无此途径，但这也是以后努力的方向”，黄剑岚提到。
　　“一个家族的家谱，就像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样重要。”今年64岁的吴育田说。他花了三年时间将吴氏家谱编纂完成。老人把修家谱当做退休之后最重要的事情。
家族认同
　　除了家族认同感让吴育田萌生重修家谱的念头，在与族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也发现家谱对于一个大家族的重要性。
　　吴育田出生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的一个村子，从军队转业后，进入孟村回族自治县政府机关，后来担任县民政局局长。虽然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里，但是吴育田经常回到农村老家，修葺老宅，看望乡亲。
　　他说：“无论你的事业多么成功，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发展，生养你的地方永远是你的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吴育田对家族的认同感变得越来越强。
　　除了家族认同感让他萌生重修家谱的念头，在与族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也发现家谱对于一个大家族的重要性。首先有了家谱，家族里的辈分不容易乱。孟村的吴姓是一个大姓，如果没有家谱辈分高低就很容易混淆。“几年前一位老人来到村里，说是寻根问祖，由于没有家谱就不知道他是哪个支上的，我也不知跟人家称呼哥还是叔。”吴育田说。
　　“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前给族里新出生的孩子取名没什么依据，现在有了家谱就有了章法。”吴育田在族里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经常会有人请他给婴儿取名字。按照中国传统的姓名习俗，同族同辈的名字中间一个字也要相同，而这些在家谱中都会给出明确的规定。
　　在吴育田退休后的第二年，他就向本族的长辈们承诺，一定给家族重修一本家谱。据他回忆，小时候吴氏家族里有一本家谱，后来在文革中被毁掉了。没有太多可以参照的资料，这给吴育田重修家谱带来很多的困难。但他还是想出不少办法获得更多的信息。
　　首先，退休前的工作岗位给他带来很多的便利。由于民政局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户籍档案，所以吴育田在退休之前就整理了一份家族有关的户籍资料;曾有一段时间，他还在县政协任过职，在那里见过很多关于老家的史料，比如人物传记、居民迁徙等。他的老同事帮他复印了一批，让他如获至宝。
　　吴育田还做了不少田野间的调查工作。3年来，他几乎走访了族里的所有家庭，尤其是族中的老人。吴育田说：“老人对每家的亲疏关系更了解一些，甚至还有人会记得老家谱上面的一些内容，同时老人比年轻人更看重家谱的意义，也就更配合我的工作。”通过走访获得的信息帮他构建了吴氏家谱的基本脉络。他甚至画了一张相当复杂的家族分支结构图，自己整日趴在上面研究、核对。
　　吴育田还充分利用起了媒体资源。为了不漏掉任何一个族人，他将重修吴氏家谱的事情发布在电视、网络上，希望之前失去联系的本族人看到信息主动跟他联系。“在电视上做广告花的钱都是自掏腰包，但是我觉得能够为家族做点事情很值得。”吴育田知道很多网络资源是免费的，年过六旬的他便主动学起了电脑，除了能在各大论坛、贴吧发布消息，还可以学习其他家谱的撰写方法。消息发布出去，偶尔会有人主动联系他，经过他的核实之后有真有假。 
　　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一年前，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吴姓中年男子打通了他的电话，向他咨询家谱的事情。
　　电话那头的人说，他的父亲是在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的，后来在台湾娶妻生子。他只知道父亲是河北人，由于去世得早也没留下太多信息。他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不是吴育田家族的人。经过吴育田仔细核实，告诉他并非属于孟村吴氏这一支脉。
 　　台湾男子听后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关于父亲的祖籍具体位置他已经留意了很多年。他在电话里的一句话让吴育田记忆犹新，他说：“虽然我将来也许不会叶落归根，但我和儿女都想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