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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价值

家谱的价值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若从人与群体联系观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当久远。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血缘关系是人类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人类最初出现的群体是“榛榛狉狉、群居袭处”的原始群,此时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纯是浑然之群。按照古人类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人类存在的三百多万年历史中,约有二百九十万年是处在原始群时期,到了距今十多万年时才开始产生氏族制度。浑然的原始群,开始分为若干小群,而且演进愈深,分析愈细,辨别亲疏的族群观念也随之产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之人焉。由此而推之,则知有母之母焉;又知与有母同母之人焉。亲族之关系,盖由此而昉也。”这也就是后来作为家谱核心和基本内容世系的萌芽。
  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口述口传的世系,正是家谱滥觞。古有“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吕思勉考证,“瞽矇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可见了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确有口述家谱的存在。我们追溯家谱产生的源头,可以发见家谱(严格地说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脈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礼记.大传》“族”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而进入队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了主从尊卑队级特权,为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康成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礼崩乐坏”趋于瓦解,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总之,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嬗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而士族而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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