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男，1947年生，浙江宁海人。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画艺术家、美术史论家、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评审委员。
个人经历 
　　1964年就读于浙江美院附中，1978年在浙江美院国画系进修。1979年至1984年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4年至1992年历任浙江美术学院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画系系主任。1994年至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研究部主任。1992年获旧金山美术学院荣誉博士学位。1996年至2001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相关信息
潘公凯：对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反思与探索 　　
　　记者：作为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展陈设计总策划和总设计师，您是怎样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与现代性元素完美融合的呢？
　　潘公凯：总的来说，中国国家馆展示设计紧贴中国国家馆展示主题，依托中国国家馆恢宏大气的建筑空间，采用艺术装置的手法来造型和营造空间，并利用多媒体影像手段和其他多元的艺术手法表现设计理念。展示内容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即：49米层核心展区“东方足迹”，41米层体验展区“智慧之旅”，33米层功能展区“绽放的城市”。分别从核心展示、动感体验、未来畅想三个层次演绎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展现本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中国国家馆核心展区的主题是“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这一主题定位就意味着其展示必然要回顾中国城市建设史。我们把《清明上河图》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的经典代表进行展示。在中国馆最高层“东方足迹”49米层展区，以投影形式在展馆墙壁上展示《清明上河图》中的场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投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几百个人物是运动的、鲜活的。同时，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巨大的环幕影院，主要展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发展的智慧。
　　我们把中国馆41米层展区“智慧之旅”作为体验展区。这一层的展示设计方案着力突出一种诗意梦幻般的舞台效果，让观众在获得特殊审美享受的同时体会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
　　中国馆33米层展区“绽放的城市”则以环保和低碳生活为主题，营造充满未来感的舒展空间，展现中国人在发展节能环保城市方面的智慧，给出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国式答案。
　　从回顾中国古代城市文明、反思现代城市发展模式到未来城市发展道路的创新，中国馆倾力向人们奉献我们关于人类城市发展的深刻思考，让参观者在这样的旅程中领略城市发展的中华智慧。在世博会结束后，中国国家馆将作为一轴四馆的一部分，成为永久性建筑，希望我们的设计团队能把中国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全世界。

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 　　
  现代世界的出现对于所有古典社会来说，都意味着秩序的打破、结构的重组、心态的转变、价值的颠覆，这是全方位的断裂。自16世纪开始，现代巨变就在持续酝酿之中，历史条件（经济、政治、科技、观念）积聚到19世纪，突变达到高潮并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遵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西方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重大突变进行勘察：西美尔揭示出作为现代性之产物和象征的现代都市生活和精神上的特点——紧张、刺激、瞬间性以及冷漠、功利、疏离，与前现代的稳定、缓慢、习以为常区别开来，并以货币经济来分析经济现代性，正是货币使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得以启动；同样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化的韦伯，在看到现代科技之基础作用的同时，更从文化精神上联系到新教伦理的理性（禁欲主义和计划性），这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关键环节——理性化的“祛魅”，既消除了世界的神秘和迷信，又杜绝感官的欲求和冲动，把现代社会锻造成理性化的牢笼而迥异于古代世界；桑巴特从消费的角度考察了奢侈之风的兴起、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及与之伴随的工业市场、商贸活动乃至政治结构，这与古代向现代的世俗化转换是同步的；舍勒侧重人心秩序的转型，判定现代性就是价值的颠覆，本能的欲望和冲动对传统的精神理念构成挑战和威胁。吉登斯的考察围绕着现代制度而展开，针对人类史上这次最为深刻、全面的断裂和突变，指出其严重性和特征所在：就其动力、就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然而，它们不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结构，西方社会学者有过不同的观察和表述。不过诚如特洛尔奇的考察所表明的，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具有起源性关联，近代就是古代与现代之连续性的体现，古代世界以一统性为特征，这种一统性在近代开始分化，并愈益加剧直至破裂而转变为现代世界。从近代的分化来联结古代的一统和现代的破裂，其间确实具有某种连续性，但这种一统性之分化的漫长过程到17、18世纪突然加速，19世纪以后一直处于持续的剧变高潮，现代世界就以从此前的社会结构、生活品质中突变和与之断裂的方式表现出来。吉登斯肯定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延续性，紧接着指出：“但是，过去三至四个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以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这确是人类史上的一次空前裂变和飞跃，其所影响的深度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广度和规模上，则从原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蔓延扩散，形成世界范围的连锁突变现象。　　　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以不同的标准可以总结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尤其从先发国家的经验中抽取出了被认为是标准范型的现代性模式，但是现代事件在世界范围内连锁突变式的扩张，却涵盖了所有的发展道路，这是总括了先发与后发经验的现代事件本身的程序与机制。以英国为原发点，现代化浪潮依次席卷欧洲大陆、美国、日本、印度、中国……形成一种连锁突变的巨大态势。艾恺指出现代化本身具有侵略能力,在其面前最有效的自卫就是尽快实现现代化。本身就富于侵略性和传递性、扩散效应和示范压力的现代化进程，能够持久鼓动起一波又一波后续的现代化突变和扩散，而其动力和先进性就体现于制度上的不断突破和持续创新，并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构成愈益暴涨的空前突变。在超大时空尺度和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迄今为止正在演进中的这场涵盖原发与继发、规模空前的“突变”作为现代性研究的本体，这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现代化过程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转折意义及在未来景观中的序幕地位。“突变本体论”整体地看待现代事件，整体地看待过去、现在、未来的突变加速过程，这同时既是对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超越，也是对冲击—回应论及与之相反的内源说的超越。